抗战时期的我军兵工厂

　抗日战争是我国与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战争。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我国军民以 3500多万人伤亡的代价，赢得了百年来抵抗入侵者的首次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中，人民军工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在这场关系民族命运的历史性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说，“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我们回顾历史，不仅为了铭记过去，更为了获得深刻启示，开创崭新未来。

　　人民军工在抗日烽火中艰难崛起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敌寇相比。按照国共两党合作协议，国民党当局在国共合作最初两年间，每年象征性地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此后，便基本停止弹药供应。当时解放区的枪支弹药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军队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武器的修造与研制。全面抗战伊始，1937年 10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这是我军自己生产武器弹药、创办兵工厂的“第一号命令”。1938年 1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开幕式上演讲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 ,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此后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产量统计表的指示以及革命战争需要，决定迅速创建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并成立了军事工业局。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求“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会议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人民军工克服人员、设备、技术、原料各种困难，艰苦奋斗，历经了四次大的转折，逐渐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

 

　　第一次转折：从无到有诞生大批随军修械所。人民军工是从 1931年在江西官田开始创办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时，随军北上的兵工战士一边战斗，一边负责修理枪械弹药，付出极大牺牲。中央红军兵工厂第一任厂长吴汉杰率 108名兵工战士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有7人幸存。1937年 11月，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师、旅、团、游击支队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弹厂，以解决迫切的修械和制造地雷、手榴弹问题。兵工人员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使用锉刀、钳子、榔头等简单工具，在乡村祠堂、山崖洞穴、芦苇丛中、打渔船上，争分夺秒，抢修枪械和生产弹药，承担着抗战初期各部队与地方武装的修械和弹药补给任务。

　　第二次转折：从小到大创建军工生产体系。到 1938年，八路军、新四军由 5万多人发展到 18万多人，许多战士没有枪和弹药，有少数新建连队，近三分之一的战士只能用长矛、大刀和土枪来武装。1939年末，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弹药供应，部队的军火补给更加困难，以致每支步枪只能配发几发子弹。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工业基地。为此，各根据地加快了军工建设步伐，健全了领导机构，加强对军工生产的统一规划管理。聂荣臻提出了兵工厂的建设要坚持“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就地取材、小型配套”的发展原则。各地先后建立了机械厂、枪厂、火药厂、榴弹厂，形成了按专业分工、比较正规、相互配套的军工生产体系。

　　第三次转折：在“逆境”中曲折成长。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本集中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开始对根据地推行“强化治安”“清乡”等战略，对根据地进行连续残酷的“扫荡”“清剿”。处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则纷纷向日军投降，调转枪口，进犯抗日部队。八路军、新四军被迫在抗日和反顽两条战线上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严重困难，军工响应中共中央“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克服重重困难，在逆境中力求发展。首先，分散设厂，保存实力，其间，停止步枪生产，大力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地雷、炸药等。同时，积极培养和储备干部，还广泛开展了学习英模的劳动竞赛和大生产运动。

　　第四次转折：大反攻时期蓬勃发展。1944年，日军节节失利，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要求加紧军工生产，提高质量，保证军火供应。各地军工为迎接新的作战任务，首先调整了组织，将分散的兵工厂集中组合，扩大规模。各根据地兵工厂以技术革新为中心的立功创模运动掀起新高潮，军工科研活动十分活跃，成果显著。1944年，研制出全新子弹；在研究提高五○小炮的基础上，研制出六○小炮。为了在反攻中拔除日伪军据点，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兵工厂从实战需要出发，将迫击炮改为平、曲两射的武器，以便直接攻击日伪军碉堡。

　　八年抗战中，人民军工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分散，再从分散到新的集中几个发展阶段，形成了能制造枪、炮、弹药的比较完整的生产体系。它由流动的随军修械所，发展到有相对固定场所的兵工厂；由开始主要靠手工操作，发展到部分使用机器；从只能复装子弹、维修枪械，生产手榴弹、地雷、黑色火药，发展到能制造黄色炸药、子弹、炮弹、步枪、掷弹筒、迫击炮等，基本实现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

军工队伍做出影响深远的特殊贡献

朱德（右）、刘伯承（中）、邓小平（左）在太行山研究作战计划

　　人民军工是一支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队伍，在人民军工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在太原阎锡山兵工厂做工的刘福贵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丢城逃跑、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现实，秘密串联十几个工友到达延安投奔革命，被分配到柳树店兵工厂，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先后设计制造了人民军工的第一支无名式马步枪、八一式马步枪、五○小炮、新六五步枪、全新枪弹、八一式驳壳枪等武器装备以及多种机械化专业生产设备，被毛泽东称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沈鸿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厂主，1938年 2月带领 7名工人和一批机器设备、工具和材料奔向延安。抗战八年，沈鸿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民用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 400多台件，为抗战做出很大贡献。

　　硫酸是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制造硫酸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接触法，要用细白金粉做触媒；另一种是铅室法，需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当时根据地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试验组立足于根据地的物资条件，依据制造硫酸的科学原理，因陋就简，用农民盛粮的陶瓷缸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缸室法制造硫酸的新工艺，为火药的制造创造了条件。美国军事观察组看到八路军在异常简陋条件下生产出合格的硫酸、硝酸，目瞪口呆，惊呼“奇迹”。

　　在火炸药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功不可没。抗战前他是一个民间爆竹匠，祖祖辈辈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焰火为生。1937年冬，他一家 7口人跟随两个叔叔参加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和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在 1941年参加现代火药研制过程中，他的两个叔叔、妻子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唯一的儿子也因触碰废炸药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多次受伤。但为了抗日救国，他忍着巨大悲痛，冒着生命危险，把从战争中收集的各种炮弹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走到那里就研究到那里。经苦心研究，终于掌握各类炮弹结构性能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特点，并在工友们帮助下编著出版《炮弹》一书，为炮弹安全生产发挥了指导作用。

　　吴运铎是抗战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 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拖着伤残身体写下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书中的一句话“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影响几代人！“把一切献给党”，成为兵工战士始终秉承的不朽精神。

旧中国仿制数量最大的冲锋枪

　　1943年，日寇奔袭大岸沟化工厂“扫荡”七昼夜，游击队员贾喜元被捕，面对日寇拷问，他对兵工厂情况守口如瓶，惨遭杀害。9月 29日，日寇包围大石沟，村治安员陈庆友被捕，日寇搜出制造军火材料存根，逼他供出军火材料和设备埋藏地点，他宁死不屈，被刺 90多刀。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军工英雄，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光辉永存。

　　首先，为抗战中的军队提供大批武器装备。在抗战八年中，除完成大量修械任务外，各战略区直属兵工厂生产手榴弹近 450万枚、地雷 20万个，子弹（主要是复装子弹）780万发，长短枪 1万多支，枪榴筒、掷弹筒 6300多具，各种口径迫击炮 900多门，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为新中国培育一大批工业管理干部。据时任军工局局长李强回忆：“曾在军工局工作过的人中，有39人在解放后担任政府中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军队中少将以上、重点院校的院校长，担任厅链接：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侵华战争伊始，日军就瞄准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企图以摧毁军工而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装备基石。兵器工业遭受日军野蛮轰炸。抗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已有较大型兵器生产厂 30多家。全面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兵工厂被迫实施多次大迁徙，而且在辗转迁徙中遭到日军的反复轰炸破坏。1937年 7月 17日，日军就对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进行了轰炸。到10月 7日，先后轰炸 6次，投弹 60多枚，厂房多被炸毁，不得不被迫搬迁。在机器拆卸装车期间，日军又连续 4天轰炸该厂的机车，投弹约 50枚，炸毁待发的车厢 1个，车上的 3部大型车床被毁。迁到重庆附近后，日军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功勋1945-2015局长、厂所长一级职务的就更多了，不少人成为有关部门的技术骨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兵器工业体系。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和人民群众无私支援下，全体军工将士艰苦创业，使兵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抗战胜利时，各根据地军工部门共有大小兵工厂 130多个，涵盖了多个专业和领域。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实践，为此后接收日本投降的军工企业、解放战争中的军工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迅速建立工业体系提供了物资、技术基础和管理经验。

　　第四，孕育出了影响深远的军工精神。抗战期间，军工人不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了前方，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军工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建立了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在很短时间内就突破了“两弹一星”尖端科技。进入新世纪，国防科技工业实现“井喷式”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利益已远远超出传统领土、领空、领海范围，不断向更大战略范围延伸扩展。新时代军工人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任务更艰巨、责任更重大。（作者 李金铎 朱 君 胡卫东 单位：国防科工局离退休干部局）

八路军兵工厂生产的五五式步枪

　　链接：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

　　侵华战争伊始，日军就瞄准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企图以摧毁军工而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装备基石。

　　兵器工业遭受日军野蛮轰炸。抗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已有较大型兵器生产厂30 多家。全面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兵工厂被迫实施多次大迁徙，而且在辗转迁徙中遭到日军的反复轰炸破坏。

　　1937 年7 月17 日，日军就对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进行了轰炸。到10 月7 日，先后轰炸6 次，投弹60多枚，厂房多被炸毁，不得不被迫搬迁。在机器拆卸装车期间，日军又连续4 天轰炸该厂的机车，投弹约50 枚，炸毁待发的车厢1 个，车上的3 部大型车床被毁。迁到重庆附近后，日军又跟踪轰炸两次，投弹 150余枚。

　　1937年八九月间，金陵兵工厂 4次被炸，炸死 7人，炸伤 7人，水塔和部分厂房被炸坏。1937年 11月决定搬迁重庆，约 4300吨器材分乘火车、汽车、轮船、木船，向湖北行进，到宜昌全部换用船只，溯江而上。途中多次遭受敌机的轰炸、扫射。1938年 2月相继到达重庆，立即恢复生产，后又被炸 14次。

　　虽然收缩在重庆周围的兵器工业被严密封锁，物资经费匮乏，但兵器工人凭着民族精神和力量重新奋起，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制造三分之二的份额。从1938年复工到 1945年抗战胜利，生产各种枪弹 8.54亿发，步枪 29.34万支，轻机关枪 1.17万挺，重机枪 1.8万挺，各种火炮 1.4万门，各种炮弹598万颗。

　　船舶工业被日本侵略者掠为己有。1937年 8月日军大举入侵上海，11月上海沦陷，次年 10月武汉失守，东北、华北、东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这些地方，我国所有官商船厂都被日军据为己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外资船厂也都被日军接管。

　　1937年 11月 11日，著名的江南造船厂被日军占领，侵略者将其更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并以军事掠夺性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扩充，使之规模比原来增加近一倍。日军始终把它纳入直接控制和管理之内，完全搬用了日本三菱长崎造船所的管理模式，所有行政管理人 旧中国仿制数量最大的冲锋枪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江南造船厂工人虽沦为亡国奴，但从抗战打响到把日军赶出中国，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敌斗争。在“八一三”日军大举入侵上海的第二天，该厂工人配合海军在黄浦江内以沉船和水雷构成了三道防线，阻止日军乘舰溯江上犯。随后配合海军用一颗特大自制水雷重创日军9000吨级的“出云”号，使其丧失战斗力，不得不拖回日本修理。协助潜水员用水雷炸毁了停泊在码头的一艘趸船和两艘油驳艇。1939年，两名工人只身深夜潜入在该厂修复的“民生”号将其凿沉。

　　中共地下党也始终奋战在领导工人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日军严密控制下，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巧妙地开展了“磨洋工”“逃警报”等斗争。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英勇护厂，使船坞及主要机器设备都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日军投降后的三个月里，中国在江南厂相继接收 4批共 34艘日本投降军舰。

　　航空工业遭受日军毁灭性打击。我国在研制飞机方面起步并不晚。孙中山曾倡导“航空救国”，组建革命航空队，在广州创建飞机装配厂。抗战前，我国航空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航空工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国民政府以对外合资方式引进国外飞机制造技术、于 1934年 10月建成的，1935年春开始制造美国诺斯罗普新型全金属轰炸机。1937年 8月，就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海军轰炸机群偷袭该厂。8月下旬，该厂迁往武汉，11月中旬开工制造飞机。

　　1938年迁到昆明重新建厂，后又在靠近缅甸的云南瑞丽县垒允设厂。其间，共组装生产过各型军用飞机450多架，为空军大修过各型严重受损的飞机 150多架，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生产飞机最多的飞机制造厂。1940年 10月，日本 27架大型轰炸机对飞机厂实施大轰炸，投下大小炸弹 110枚，使生产陷入停顿。最后撤退到宝山城，又惨遭日军轰炸，从此荡然无存。

　　除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彻底破坏了东北正在按计划建设的东北飞机制造厂；在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机炸毁了上海航空工厂；1937年 8月，日机轰炸南京首都航空工厂，致使该厂先迁至衡阳后迁到贵州；1937年 8月 15日，南昌飞机制造厂遭日机轰炸，不得不迁往重庆南川县海孔洞；1938年 6月，韶关飞机制造厂遭日机轰炸后迁往昆明。日本侵华的 14年里，我国的航空工业基本被摧毁。（作者李金铎 朱 君 胡卫东 单位：国防科工局离退休干部局）

军工部成立后入驻上赤峪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战前线，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游击战争。由于兵员迅速增扩，物资补充不足，武器十分缺乏，严重制约着抗战形势的顺利发展。为此，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后，到1938 年初，在晋东南地区建立起5 个师属流动和半流动修械所（其中最早的有黎城县阳和脚村枪支修械所和东井村枪支修械所）。同时，八路军总部在襄垣，决死纵队在沁源也各自建起1 个修械所，开始了最早的军工生产。但这些修械所都只是修配一些损坏的枪支和锻造一些大刀片、红樱枪头等简单武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军工生产，也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8 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整合各随军修械所，并于次月在榆社县韩庄村组建总部修械所。

1938 年底，总部修械所职工发展到380 多人，技术、装备也有了提高，初步具备了生产步枪的能力，月产步枪五六十支，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战场需要。另一方面，同年4 月，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为开展八路军军事工业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条件。11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设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决定“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作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根据这个决定，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军工生产，并于1939 年3月在黎城县北庄成立总部后勤部第六科军事工业科，刘鹏任科长，统一领导军工生产。1939 年6 月，随着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总部修械所的生产能力，组建隐蔽固定的大型兵工厂。此时，日军侵入榆社，威胁到总部修械厂的安全，而其所在地也不适宜建设大型兵工厂。因此，经过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亲自勘探选址，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实地视察后一致决定将新址选在太行腹心区仅有的抗日完整县黎城县西北部一座叫水窖山（俗称黄崖洞）的大山里。朱德亲赴黄崖洞视察后，当即决定成立工事委员会，并兼任工事委员会主任，亲自领导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同时，又决定将后勤部军事工业科迁往黎城县上赤峪村，组建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部，统一领导、组织、实施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工生产。6 月中旬，八路军军工部正式成立，由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刘鹏任部长，11 月孙开楚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设政治处、工程处、器材处、总务处和秘书科。机关驻地设在上赤峪村。

当月，军工部各机关、附属单位、部队、家属及筹建黄崖洞兵工厂的技师、工人等一大批人马开赴黎城黄崖洞地区。其中军工部领导机关和实验所入驻上赤峪村，工人和家属等入驻下赤峪村。抗战胜利后的1945 年冬天，为适应形势发展和战略需要，才迁往长治市。以军工部机关驻地变迁为节点，可以将军工部在黎城的活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39 年6 月军工部成立到1941 年11 月，军工部机关驻上赤峪村。第二时期，1941 年11月到1945 年冬，军工部机关驻赵姑村。2012 年5 月，笔者采访上赤峪村村民贾芝兰时，她回忆称：八路军军工部是1939 年农历五月来上赤峪的，那天正好下着大雨。一大队人马走了半天还没走完，上、下赤峪和附近的村庄各家各户都住上了人。贾芝兰家位处村中心街口，军工部机关搬来以后，几位领导都住在她家。因为房子不够，军工部很快盖起来3间南房和2 间东房。刘鹏住到了南房，之后来的刘鼎住进东房，孙开楚住在北房里。路东的路福锁家，和贾芝兰家一样是坐北朝南的独院，各有东、西、北3 间房，住上了军工部的马夫班和警卫排。之后，路福锁一家就都搬到自家的另一座院里居住，这个院就不让村民进出了。村戏台院里住进了军工部一个实验厂，村民每天路过都能听到里面机器“咚咚”的响声，门口设有岗哨，也不让村民进入。

军工部成立后，即开始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各兵工生产所进行统一整合，1939 年7 月成立军工部一所，9 月成立军工部二所，10 月成立军工部三所，1940 年2 月成立军工部四所，3月建起复装子弹厂。

1939 年7 月，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军工部的领导和技术力量，选派一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共300 多人来到军工部。他们组成“工人行军营”，于10 月到达，随即被补充分配到各所、厂。其中，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1938 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并受到毛主席宴请和题词：“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他先是担任军工部技师，后又任军工部一所副所长，并受命以随身带来的无名式马步枪为样枪改进研制新式步枪。

到1940 年4 月，军工部建立起来的4 个兵工厂，虽已能修理枪械及生产步枪，接收的原属武乡县工会的鞞山工厂在改建为柳沟铁厂后，也开始批量生产手榴弹，但都存在设备短缺，多数工序是手工作业的问题。手工造出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自身，与敌装备相差甚远。因此，尽快实现步枪制式化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刘鼎上任军工部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研究决定选派能力强、业务精的专家型人才担负军工部的领导，朱德第一个想到了刘鼎。刘鼎，原名阚思俊，1902 年生于四川南溪县，1920 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 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组织安排下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兼任教官，系统学习了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通讯等军事技术课程。1929 年奉调回国，后应方志敏要求，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工人制造出机关枪和迫击炮及炮弹等，得到了方志敏的赞叹，“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成为红军中为数不多的军工专家。朱德的提议得到了总部首长的一致肯定。

1940 年4 月底八路军总部任命刘鼎为军工部部长，并在5 月1 日由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亲自护送到上赤峪村上任。一路上，几位领导一再嘱咐刘鼎，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借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几位首长还再三叮咛，要他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

刘鼎上任后，接连带领和组织人员进行了制式步枪试制生产、子弹生产、五○炮和炮弹研制、烈性炸药研制，以及提高管理技术、培训军工技术、创办军工学校等工作，使太行军工发展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为改善我军技术装备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式步枪的研制生产是刘鼎到任后的头等大事。他仔细研究了当时我军使用的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老七九式、无名式等各种步枪的特点，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 米以内准确射击，越灵巧越好。他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的新型步枪设计方案，并交由“造枪能手”刘贵福组织试造。1940 年8 月1 日定型造出第一支新型步枪，后由彭德怀定名为八一式步枪，也称为八一式步马枪。当时，刘鼎背着第一支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彭德怀、左权等首长看后都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做刺杀动作，不住夸赞遵照彭德怀的指示，军工部按照工业化生产要求，将八一式步枪的图纸和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使之成为根据地质量最好，产量最大的步枪，在太行区第一次实现了步枪制式化。

1940 年10 月，黄崖洞兵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八一式步枪，刘鼎亲自带队送到了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刘鼎，咱们俩在苏联时就想自己造好枪，今天你终于造出来了，真是太好啦。”随即，将这批步枪全部补充给了陈庚的三八六旅。恰在此时，关家垴战斗打响了。在短兵相接中，日军发现八路军手中的步枪刺刀弹出非常快，往往没等日军把“三八大盖”的刺刀安上，八路军的刺刀就已经刺了过来，造成日军恐惧和伤亡。造枪任务完成了，新任务又来了。早在百团大战之初，八路军就受到日军一种名叫掷弹筒的新式武器的威胁。这种射程为100 至500米左右的单兵小型火炮，重量轻，发射快，使用灵活，杀伤力大。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亲自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大家日夜奋战，抓紧试造。并直接向刘鼎下令：“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

随即，军工部在驻地上赤峪组织一所、三所和柳沟铁厂的技术人员对日军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从原材料、加工条件和面临的困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试制掷弹筒和弹是可能的，但不能照搬，要结合根据地资源条件进行改制。

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军工部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想出了解决办法。掷弹筒筒身需要粗大钢材，就想办法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来代替。但仍显不足，柳沟铁厂试验小组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共同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把国外关于铸铁韧化处理的“洋”工艺和民间的烟火技术结合起来，造出了合格的弹体。膛体的来复线没有专用设备造不出来，就另辟蹊径，将筒身改为滑膛结构，适当加长，保证了射击精度，增加了射击距离。还将日制平头炮弹改进为曲线炮弹。另外，做炸药用的火硝，是用土法慢慢熬成。硫磺是用麻秆灰来制造。麻秆用完了，就用柳根灰。火硝和硫磺造出来后，配在一起在老百姓碾粮食的石碾上慢慢碾制炸药，常常是碾着碾着忽然就炸了。至今赤峪、赵姑、柏官庄、平头、孔家峧几个村的村民还能回忆起当时帮八路军工厂烧木碳、造硝、收集麻秆和柳根的事。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和危险中，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技术人员终于在黄崖洞兵工厂里制造出了我军的第一门掷弹筒。这种掷弹筒构造简单，操作方便，相对日军的掷弹筒改进了许多，口径从50 到100 毫米不等，分远、中、近3 个射程，最远能打到700 米，几乎是日军的1.5 倍。

1941 年4 月，这种掷弹筒在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被正式命名为五○炮。5 月起，军工部组织生产的五○炮和五○炮弹成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有了能与日军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震惊之余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1 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刘鼎代表军工部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发展军工生产的建议，即军工部集中力量生产步枪、子弹、五○小炮、炮弹和火药，重点供应主力部队；军分区组织制造手榴弹，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由军工部选派干部和技术骨干；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由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雷管，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彭德怀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2 月6 日，八路军总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决定各军分区制造地雷、手榴弹，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未经军工部同意，各军分区不得更改手榴弹的式样和质量标准；军工部各厂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彭德怀亲自进行动员，并以总部名义发出通知，在全太行山区开展爆破运动。

当月，军工部在黎城县东崖底村和武乡县温庄村分别开办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刘鼎除主持外还亲自到东崖底培训班授课，并专门印发了《地雷制造与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教材发给学员。1941 年夏秋，遵照朱德、彭德怀发出“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以这些学员为骨干，在各地层层开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村村碾炸药，户户造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根据地人民还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大量制造石雷。“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还发明了制雷机，每天能制石雷30 多颗。由此涌现出众多“造雷英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

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军工部会议上提出“要尽快开办工业学校，吸收有知识的青年和工人，为军事工业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并亲自指定刘鼎全面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和出任首任校长。遵照这个指示，军工部决定先成立干部训练队，为建校创造条件。很快，干训队第一批学员，包括冀中军区抗大三团、冀中地区及晋察冀军区选派人员等共70 余人冲破层层封锁来到与军工部机关驻地相邻的下赤峪村报到。是时正值百团大战，军工部机关分为两个梯队，干训队随即被编入第二梯队，次日即开赴武乡县砖壁村，作为关家垴战斗预备队参战。10 月，反“扫荡”结束，干训队回到下赤峪，李非平任队长兼工科教员，厉瑞康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下辖两个分队，一分队为工训队，以培训军事工业技术为主，二分队为通讯队，以培训军事通讯联络为主。1941 年1 月，干训队奉命迁移至黎城县看后村，筹备成立太行工业学校。3 月，军工部各厂、冀中军区、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山西青年决死纵队及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共选派学员96 名，陆续来到看后村。5 月，太行工业学校正式成立。刘鼎任校长，刘致中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李非平任教务主任，厉瑞康任副教导员。初期学员共129 人，教职工20人，很快发展到200 余名教职员，依文化水平分为6 个班，其中原工训队老学员组成专科一班（机械）、初中水平新学员组成专科二班（机械）、化工班，其余学员组成普三班、四班，另有一个会计班。

太行工业学校成立后，彭德怀兴奋地致电毛泽东：“我军在太行山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业学校。”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高兴：“太好了。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为我军培训出一大批军事管理人才和军工技术人才，这对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十分有利。”

太行工业学校在看后村成立后不久，7 月中旬即根据战争需要，迁往武乡县何不楞村教学。9 月，又迁回黎城县西头村、南陌村。1942年5 月日军发动大“扫荡”，学校被迫转移。7月，迁到武乡县温庄村，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鼎盛发展期。1943 年6 月14 日，日军进占武乡县蟠龙镇，直接威胁到学校安全，太行工校由此迁回到黎城县井上村一带生产度荒，从此停课，并于9 月18 日停办。在校学员根据彭德怀“工校学员不准调出军工部门”的指示，大部分被分到军工部下属太行各军工厂，余下分赴延安、太岳军工厂。抗战胜利后，1946 年2 月，太行工业学校在长治恢复，改称长治工业学校。

太行工业学校作为我军第一所军工学校，为我军培养出400 多名军工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成为太行军事工业技术传播的摇篮。

军工部生产部署与分布

从1939 年6 月到1941 年11 月，经过两年半的发展，军工部在晋冀地区逐步整合为10个生产单位，职工总数达到3300 多人，拥有相当于120 马力的蒸汽动力设备和简易机床124台，初步形成了八路军太行军工基地。军工部一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45公里水窖山，又称黄崖洞兵工厂，保密代号为“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后称“工兵营”。其前身是八路军总部韩庄修械所，1939 年7 月开工建设，12 月开始生产。厂区面积约2 平方公里，工房面积约8000 平方米。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包括1 台荷兰产精密机床，动力设备三节锅炉、10 千瓦直流发电机各1 台、25 马力蒸汽机2 台。职工700 余人，所长程明升，副所长刘贵福、李作锦。主要产品为七九式步枪、八一式步枪、五○炮（掷弹筒）、五○炮弹（掷榴弹）等近10 种武器。至1941 年11 月，共生产步枪4000 多支，其中八一式步枪3000 余支，五○掷弹筒800 门，掷榴弹2 万多发，是军工部所属建厂时间最早、厂区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质量最好、生产种类、数量最多的“第一厂”，也是整个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 个团，被朱德称为“掌上明珠”，被群众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军工部二所：位于山西省平顺县西安里村，又称西安里兵工厂，保密代号为“太南留守处”。1939 年7 月由徐长勋领导筹建，9 月正式命名为军工部二所，所长郝希英，政委张广才。初期有工人150 余人，机床7 台。从10 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2 月底，共修理枪械近500 支。1939 年12 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为保障其安全，于1940 年1 月将人员、机械分别并入一、三所。

军工部三所：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高峪村，又称高峪兵工厂，保密代号为“高峪工作队”，后称“水磨上”。1939 年10 月由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高峪修械所、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杨家庄炸弹厂、武安县政府修械所等合并而成。所长吴卓然，教导员王永庆。职工200 余人。主要生产七九式步枪、五○掷榴弹、手榴弹、地雷等。1940 年1 月与军工部二所一部合并后，郝希英任所长，张广才任政委（后为肖光明），规模逐渐扩大，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较大的兵工厂之一。

军工部四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梁沟村，又称梁沟兵工厂，保密代号为“晋冀工作队”。1940 年2 月由八路军从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侯如墉部缴获的修械所与八路军河北省赞皇县修械所等合并而成。所长陈志坚、指导员陈廉如。1941 年3 月经八路军总部和军工部同意正式建为兵工厂，厂长韩国桢，指导员陈海清，副厂长刘贵福。4 月，总部为加强梁沟兵工厂工作，派军工部副部长刘鹏驻厂指挥，7 月兼任所长和政委。正式投产时，有机床36 台，发电机和三节式锅炉各1 台。鼎盛时期有职工680 余人，生产规模仅次于黄崖洞兵工厂。主要产品初期为七九式步枪，后为八一式步枪，到1942年5 月，共生产约4000 余支。

复装枪弹实验厂：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下赤峪村，又称下赤峪子弹厂，保密代号为“木厂”。1940 年3 月建厂，厂房设在村关帝庙内，面积约500 平方米。厂长王化南，指导员吕明珍，共有职工50 余人。主要设备车床2 台、冲床4台、钻床2 台，另有子弹专用机3 台，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扔到宝鸡车站，被周恩来发现后亲自下令由八路军西安兵站运到军工部的。主要生产步枪子弹铅头，再利用回收的弹壳装药制成子弹。日产子弹近千发。从5 月开工到当年8 月，共生产子弹10 万余发，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1940 年10 月，军工部为保障实验厂的安全及进一步扩大子弹生产，将下赤峪子弹厂人员和设备分批迁往黎城县水峧村和河北省邢台县南臭水村，建立起军工部第一、第二复装子弹厂。其中，第一复装子弹厂1941 年又迁至黎城县看后村，厂长沈鼎祥，指导员易辉。此外，军工部还组织起复装枪弹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0 余人，携带成品弹头、底火和修复子弹的简单工具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哪里打仗留下弹壳，就在哪里复装子弹。

刺刀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土棚村（今左权县芹泉镇），又称土棚刺刀厂、刺刀分厂。1940年冬由军工部接收晋东、平东两个抗日游击队修械所建成，归属军工部四所刺刀部领导，共有职工40 余人，生产步枪刺刀。

铁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柳沟村，又称柳沟铁厂，保密代号为“焦作”。其前身为武乡县工会鞞山工厂，是由数家私营小厂采取集资合股的办法集合20 多户股东合营开办，主要制造手榴弹。由于经营不善，从1939 年4 月1 日交由八路军总部领导，私人股东一律退出，所欠债务由八路军总部偿还，同时，将一二九师辽县杨家庄炸弹厂和一一五师壶关县炸弹厂与其一同合并，还从冀南、晋冀豫各支队所属修械所调集工人，充实力量，正式扩建定名为柳沟铁厂。全厂职工460 余人。先期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及五○炮弹壳毛胚，并逐步停止生产手榴弹和地雷，转而集中生产炮弹毛胚。1941 年春，开始研制无烟火药原料。1941 年11月后，主要生产雷管。

锻工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显王村，又称显王锻工厂，1941 年建厂，职工100 余人。机器设备主要是自己改装的多头风箱和超重大型吊锤，没有动力设备。主要产品为道轨钢制步枪枪身、节套、机柄、撞针和炮弹尾管等钢制枪弹零件的毛坯和掷弹筒、炮身毛坯，制成后运送到黄崖洞兵工厂加工成成品。机器制造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尖庙村，又称尖庙机器厂，保密代号为“油坊”。1940 年底由军工部组建，主要负责修补机器，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生产简易设备，如车床、冲床、磨床、吊锤等专用机具，以及各种专用刃具、量具等。军工实验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上河村。1939 年建立，主要负责炮弹实验。1940 年开始，军工部领导下的太行军工取得快速扩张，特别是黄崖洞的武器生产有效地增加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和恐惧，日军不断派出特务刺探收集我军军工情况，每次“扫荡”都把兵工厂和军工部作为重点目标。

1940 年10 月10 日，日军3000 余人分兵多路“扫荡”黎城、辽县清漳河两岸。军工部所属各厂被迫停产。17 日，日军侵入军工部驻地上赤峪及下赤峪、黄崖洞兵工厂，烧毁复装枪弹实验厂、黄崖洞兵工厂机钳工房等建筑，杀害上赤峪村老幼村民18 人。29 日，罗瑞卿到黄崖洞兵工厂视察日军破坏情况，号召迅速恢复生产。11 月19 日，各厂全部恢复生产。

1941 年1 月29 日，日军再次“扫荡”黎城西井、东崖底一带，仍将军工部和黄崖洞兵工厂作为摧毁目标。刘伯承、邓小平急电陈赓：“今日午到西井敌十五时后确返彭庄，同时大井到盘根底均有敌，仍将捣刘鼎工厂……你们务必……以一部向彭庄、盘根底之敌阻击，不能放任敌人毫无顾忌地捣乱，注意与十三团联络以挽救工厂。”日军阴谋又一次失败。

1941 年11 月11 日至19 日，日军坂垣师团出动5000 余人，分多路重兵进犯黄崖洞，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左权的指挥下英勇抗击，上、下赤峪民兵共同参战，激战8 天8 夜，歼敌1000 余人，以敌我伤亡6：1 的辉煌战绩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掩护兵工厂安全转移。恼羞成怒的日军对兵工厂厂区和军工部驻地上赤峪村及周边展开毁灭性报复。上赤峪全村除残留1 间房屋外，其余房屋全部被烧毁。此种情况下，军工部已无法驻留，于是，迁往与上赤峪村隔山邻沟的赵姑村。

1941 年11 月，军工部机关迁驻黎城县赵姑村。该村位于黎城县城北43.5 公里，地处山沟，东临西头，南距赤峪，西靠跑马寨，北靠楼斗坪。抗日战争时期，赵姑主村和上河、水峧、南庄、北庄4 个自然村同属赵姑联村。赵姑村地处深山沟，沟里沟外都是成片的杨树林，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沟外，一般人很难发现。

2012 年5 月，笔者采访同是军工部后代的赵姑村村民张发库、魏国祥、程计春、张贵生时，他们都回忆称：八路军军工部驻进赵姑村后，一下子来了一二百人，挤满了村。村上当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六七十口人，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八路军，住房变得相当紧张。村民们视军队为亲人，腾出好房好窑给军工部的人，自己住在破窑里，炕上地下都躺人，虽然很挤，但心里都很高兴。村民们家家送菜，户户献粮。军工部住下后，沟前沟后的路口都设有岗哨，由警卫连、民兵和儿童团相互配合放哨，还以刘鼎的姓为首字，结合村子的地貌特征，给赵姑村起了个保密代号“刘家沟”。即便有人知道了“刘家沟”这个代称，也找不到具体地方。

军工部驻进赵姑后，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刘伯承、徐向前、宋任穷、滕代远、陆定一等多次到赵姑村视察和指导军工部生产、生活和整党、整风工作。来了以后，彭德怀住魏国祥家，左权住程计书家。

军工部驻赵姑 期间，一边反“扫荡”，一边领导军工生产，一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加强政治建设、实行精兵简政、调整军工布局、扩大军工生产、开展军工大生产和劳动竞赛、整风等主要活动。

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思想工作

军工部成立时，设立有政治处负责政治思想工作。1940 年9 月，随着工厂军事化管理模式的取消，军工部政治处撤销，改由工会负责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一方面，“扫荡”与反“扫荡”越来越尖锐频繁，环境越发险恶。另一方面，太行山区地瘠民贫，又遇连续自然灾害，出现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亟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干部职工的革命责任感和生产积极性，保证总部下达的各项军工生产任务顺利完成。1941 年1 月，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决定恢复军工部政治机关并强化扩大为政治部，宋甫南任主任。1月13 日，彭德怀对军工部《1940 年生产总结和1941 年生产计划的报告》批示：完成计划，提高质量，充分储备军工原材料，补充学徒，成立工业学校，提高工人政治质量，发展三分之一的党员，要研制无烟药和小炮。3 月19 日，八路军总部召开后勤部政治工作会议。罗瑞卿在会上强调，军工部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教育工人。

军工部移驻赵姑村后，军工部政治部也驻进北庄。1942 年9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照此，军工部将原来只负责管理党组织和日常党务工作的党务委员会改为党委会，并在各厂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各工部设立了党支部，层层建立起了党组织。

在军工部第二次党代会上，军工部党委会发出了创建模范党支部，争当模范党员的号召，使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党员占到全体职工人数的43%。

1942 年10 月18 日，刘少奇由华中返回延安途中，路经太行区，听取了刘鼎关于太行军工生产的汇报，对加强兵工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进一步强调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号召发动开展革命竞赛，提出了“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以此指导战士职工的行动，鼓舞战士职工的意志。在这个口号鼓舞下，在最短时间生产最多的武器，成为所有军工职工的追求和目标。战时生产提倡突击，利用一切机会抢抓时间突击完成和超额完成军工生产任务。日军“扫荡”前夕的突击叫“利用战争空隙大抓一把”，“扫荡”过后的突击叫“捞回失去的时间”。“百团大战”期间，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第七连在支援前线的劳动生产竞赛中，曾创下日组装手榴弹8000枚的纪录。

分散转移，扩大生产

早在1941 年4 月23 日，针对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清乡”，实行“三光”政策，为了克服困难和保证根据地兵工建设发展，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兵工建设，工厂规模要适应游击战争的形势，不应过大，生产要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后，1942 年1 月26 日，八路军总部公布精兵简政办法，其中规定军工部工厂后勤、杂务人员与工人数之比为1比4。编余人员用于发展军营商业，开办实习工厂或送学校培训，牲口马匹亦大量精减，转入生产部门，从事耕作和运输。从1942 年春开始，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企图一举端掉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军工等各项建设。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八路军总部作出了军工企业“缩小规模，分散转移”的决定。军工部遵照这一决定，一方面化整为零，缩小规模，将大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比较偏远的山庄，改集中生产为单一专业生产。一方面加紧生产，达到了“工厂分散，生产扩大”的目的。1942 年11 月28 日，军工部所属单位由13 个减为5 个，职工由3043 人减为1372 人。

调整后的具体布局是：军工部一所（黄崖洞兵工厂）1942 年2 月迁往辽县苏公村，并在清漳河两岸设立分厂，利用河水作动力，建起新的生产基地。3 月中旬，黄崖洞兵工厂分为3 个分厂：一厂，位于辽县苏公村，保密代号为“河北”，主要生产五○掷榴弹、八二迫击炮弹；二厂，位于黄崖洞水窖山，代号为“黄山”，主要是将柳沟铁厂运来的毛坯加工成弹体，再运往一厂装配成品；三厂，为原黄崖洞兵工厂锻造部，位于武乡县显王村，代号为“石灰窑”，主要任务是供应一厂、二厂生产所需的锻件。1943 年5 月，日军在武乡县蟠龙镇设立据点后，为安全起见，军工部报请总部后决定将二厂搬迁至平顺县西安里村。6 月，三厂也迁至黎城县漆树村。1942 年4月至1944 年3 月，虽然遭受日军多次“扫荡”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3 个厂的军工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共生产出五○掷榴弹76000 多发，八二迫击炮弹5800 多发，炮弹产量占到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战期间我军炮弹全部产量的35%。

军工部二所（西安里兵工厂）1942 年3 月分为3 个厂：一厂迁至武乡县庄子村，生产炮弹毛坯。二厂迁至黎城县卜牛村，生产地雷、手榴弹。三厂迁至黎城县斗鸟村，生产黑色炸药。军工部三所（高峪兵工厂）1942 年2 月，遭日军进犯，厂房和锅炉全部被烧毁。之后，迁至河北省邢台县清泉村，改编为军工部四所二厂。厂长先后由郭栋材、张世杰、徐璜志担任，职工约100 余人，主要生产刺刀、五○掷榴弹等。

军工部四所（梁沟兵工厂）1942 年5 月，在日军“铁壁合围”中，厂房被烧，锅炉、机器被毁，工人艰难突围。6 月，转移到武安县脑沟村重建，称脑沟兵工厂。由于没有锅炉，机器缺乏动力，只能采用人力摇轮转动机器生产。7 月，分建为3 个厂，仍统归四所领导：一厂仍留在武安县脑沟村，主要生产步枪，1943 年春试制成功八一式驳壳枪后，同时生产手枪；二厂由原军工部三所改编而成；三厂由位于黎城县看后村子弹厂改编而成，1943 年6 月迁至黎城县南港沟村，主要生产复装子弹。期间，1942 年10 月，刘鹏返回军工部，陈志坚继任所长。1943年初，为了武装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四所生产单响手枪，共生产1430 支。军工部铁厂（柳沟铁厂）1942 年3 月，分建为3 个厂。一厂，由原柳沟铁厂铁工股组成，迁驻武乡县庄底村（1943 年6 月又迁至左权县后庄村），主要铸造手榴弹弹壳和五〇掷榴弹、六〇掷榴弹、八二迫击炮弹毛坯。二厂，由原柳沟铁厂火工股、完成股和青城铁厂一部分组成，迁驻黎城县卜牛村，组装手榴弹，生产黑色炸药。三厂，由原柳沟铁厂硫酸实验组为基础组成，迁驻黎城县白寺峧村，主要生产硝化棉发射药。总厂部设在一厂，厂长高原。共有正式职工243 人。

除了造枪、造炮、造弹，军工部到赵姑不久，还在成功造酸的基础上，正式建设化学厂，开始制造现代火药。

1942 年5 月，军工部在黎城县北部一个名叫白布焦（又名百宝峧）的小山村，建起化学厂。厂房设在村中云崖寺庙里，最初有职工30余人，后增加到60 余人。厂长王化南，指导员冯文彬。7 月，军工部抽派化学工程师王锡嘏、张浩，火药技师白英、教逢春等到厂，采用缸室法开始了硫酸的工业性生产。在此基础上，职工用“土法”造“洋药”，以硫酸、硝和棉花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土炕做烘干机，面杖作碾压辊，剪刀代替切片机，于1942 年9 月试制出了枪弹用发射药，取得了太行军工火药、炸药生产上的突破。之后，开始了硝化棉火药的小批量生产。1944 年4月，鉴于自1943 年5 月日军对黎城最后一次大“扫荡”被击退后，黎城根据地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军工部将化学厂迁移至生产和交通条件都比较便利的黎城县源泉村进行扩建。8 月3 日，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在八路军总部听取刘鹏关于筹建源泉化学厂的汇报，决定加快化学厂的建设，增加炸药生产。

11 月29 日，源泉化学厂建成投产，工人增至500 余人，对外称“太行青年学校”。军工部在晋察冀军工局协助下，设计制造出了打浆机、胶化机、辗片机、切片机等成套设备，开始了枪弹、炮弹两种无烟发射药的批量生产。月产量从最初的几十斤、上百斤，一路增加到了几百斤、上千斤。从而保证了我军枪炮弹发射药的供应，有力支持了前线。1945 年1 月，成功创造出了制造硝酸甘油的“盆式硝化法”，开始试造生产黄色炸药和双基发射药，结束了八路军军工只能生产低级火药的历史，使现代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

军工大生产和劳动竞赛

军工部迁驻赵姑村之初，恰逢太行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职工生活和生产原料两方面都出现严重困难。1942 年8 月1 日，军工部第三届工人代表大会在黎城县西头村召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参会并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党当前任务的报告，号召全体工人要克服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争取两年胜利。根据形势要求，大会作出了新的集体合同和实行10 小时工作制的决定，发展工人武装、加强武装自卫等11 项决定。军工部发出号召，发动广大职工开展了以提高工效、多造武器、支援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军工大生产和增产节约竞赛运动。

在竞赛中，涌现出一批模范人物。黄崖洞兵工厂一分厂车工甄荣典，是其中杰出代表。他生产积极，刻苦钻研，在劳动竞赛中，同样是五○炮弹壳，别人正常班产60 发，他早来晚走，班产达到100 发。别人赶上后，他又利用班前工余时间整好毛坯，磨好刀具，提前做好一切辅助工作，班产量提高到150 发。别人又赶上后，他靠钻研技术，改单刀车削为双刀车削，大幅度提高工效，使班产量猛增到400 发。当别人向他学习、改进刀具再追上时，他又创造出班产480 发的最高纪录。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追求产量高，而且保证质量好。他常说：“多生产一发高质量的炮弹，就能多消灭一些敌人。”通过仔细加工，认真自检，做到了件件产品都合格。在他的带动下，该厂职工你追我赶，加班加点，革新技术，提高质量，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全厂增产达到20%。

1943 年4 月17 日，军工部在黎城县看后村召开第四届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开展学习甄荣典运动的决定，号召全体职工学甄荣典、赶甄荣典、争当甄荣典式的劳动模范。各工厂党、政、工三位一体，步调一致，层层发动，从干部到工人都制订出了学习甄荣典、争当劳动模范的计划，生产竞赛成为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当月，军工部各兵工厂生产创造新纪录，月产五○炮弹7365 发，八二迫击炮弹982 发，单响手枪416支，复装枪弹86070 发，手榴弹8281 枚。在竞赛中，甄荣典除了夜以继日、忘我生产外，还带头向灾荒作斗争。

这一年，因遭到连续两年旱灾，职工生活尤为艰苦，口粮供应量减少30%，而且半数以上是高粱、玉米、黑豆等杂粮，加上缺菜少盐，不少职工得了肠胃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甄荣典带头节衣缩食，节余粮食85 公斤，相当于4 个月口粮，全部上交支援了太行山区灾民。职工们纷纷以甄荣典为榜样，一面省吃俭用一面利用工余上山采野菜，开荒种地，以菜为粮。与甄荣典同厂的工人柴栋良，一个人开荒近30 亩。当时天旱，他硬是从山下清漳河一担担往山上挑水浇灌，秋后收获蔬菜1000 余斤，全部献给了职工食堂。在历次反“扫荡”中，职工们争先恐后坚壁清野，拿起枪支保卫工厂。甄荣典更是一马当先，他和3 个工友抬着上千斤重的机器，累得吐了血也不停步。他的事迹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刊登后，被誉为“炮弹王”，传遍了整个太行区。8 月，甄荣典和军工部另两名模范邵希明、刘满洞一起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新劳动者运动大会，被大会评为“新劳动者旗手”第一名。此后，学赶甄荣典生产竞赛运动更是在军工部各厂朝气蓬勃地开展，战胜了灾荒，促进了生产，使当年的军工生产在大灾面前夺取了可喜的成绩。

1944 年11 月下旬，军工部评选出甄荣典、杨鸿章、柴栋良、教逢春、石成玉、陈兆祥、刘贵福、邵希明、李银成、郭栋才、王孝堂、尚文元、孙永福、安蓬莱、张浩、王明钦、高文喜、关丁旺18 名劳动英雄，出席了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的“太行区第一界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暨战绩、生产展览联合大会”。“炮弹王”甄荣典被大会一致选为边区劳动英雄旗手。1945 年1 月8日，军工部制定发布发明创造奖励办法，奖励分为7 等，奖金从100 到3000 元不等。同时，各厂之间开展起厂际夺红旗竞赛活动，把军工部的生产竞赛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反“扫荡”中

军工部驻扎赵姑后，接连遭受日军“扫荡”袭扰，大多工厂受损被毁，军工部被迫将所属各厂分散转移。1942 年5 月，日军又发动对太行山根据地“铁桶合围”大“扫荡”。这次“扫荡”中，日军侦听到了军工部驻地信息，侵入赵姑村，军工部机关被迫突围转移。

关于日军侦听到军工部驻地的情况，赵姑村很多老人回忆：当时，日军一股部队从涉县过来，在岩头岭上发现了军工部的电话线，狡猾的日军将电话接到自己的线上，冒充八路军与我方通话，探听消息。军工部秘书常韬错接了电话，使日军得知军工部驻扎在“刘家沟”的情报。所幸常韬很快醒悟，没有暴露更多情况。日军虽在地图上没找到此村，但最终还是由“黑狗队”（伪军）带领，顺着电话线侵入到赵姑村。军工部仓促转移之间，来不及完全撤移电话，致使日军在挨家挨户搜查中，在张贵生家发现了遗留的电话线，暴露了军工部。

据张贵生回忆：当时，常韬住在他家西房，急急忙忙跑来告诉说日军快进村了，让他们赶快转移。6 岁的张贵生和爷爷张向顺、奶奶3 人帮助军工部拔了电话，藏好设备后来不及跑远，到龙王庙沟被日军追上。爷爷被打死，张贵生和奶奶死里逃生。那一次，村里被杀死了17个人。最残忍的是把一个叫魏水全的村民活活用火烧死，还有一个村民被大卸八块。

时任军工部政治部秘书牛季良后来在《刘鼎风格》一文中记述了军工部机关突围经过：“军工部（从赵姑村突出后与八路军总部会合）随总部行动，由于队伍庞大，屡遭敌人追击包围，难于摆脱。左权副参谋长牺牲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部队紧张情绪，军工部被困于乾柴岭。是夜，刘鼎和军事素养好的李非平（太行工业学校教务主任）等围于油灯下观察地图，研究突围路线。黎明开始突围，刘鼎只带一个警卫班和几名机关人员组成的小突围队伍（牛季良也在其中），行至山腰，刘鼎腿疾复发，疼痛难忍，只好由警卫员扶着登上山顶，但发现上有飞机，后有敌兵，正前方也有敌人运动，情况十分紧迫。大家有些慌乱，刘鼎十分镇定，首先下令埋藏好军工部的印章和文件，第一个决心是与敌血战到底。研究认为敌我力量悬殊，鸣枪抵抗暴露目标势将全军覆没，建议继续分散隐蔽，向无敌方向运动。刘鼎略沉思后采纳，几经艰险，分散的同志在大黄沟找到军工部机关会合，但未见到刘鼎。于是部队立即深入敌占领的山地寻找，终于在一处山崖下找到他。他带着沉重的腿疾和机关同志一起，翻越十多里长一条树木茂密的深沟到了武乡境内，才算跳出敌人包围圈。稍事休整后又翻越左会山回到赵姑军工部所在地。”

此次“扫荡”，军工部受到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政委孙开楚和太行工业学校副校长、四所教导员陈廉如牺牲，四所职工30 余人牺牲、失散，其他各所也都遭到不同程度损失。其中，军工部机器制造厂遭到日军严重破坏，人员设备损失重大，“扫荡”过后奉命解散，分入苏公村、漆树沟村、黄崖洞等兵工厂。

开展整风运动

1943 年4 月，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6月29 日，太行整风开始，军工部抽调各兵工厂连以上干部70 余人脱产参加整风运动。7 月15 日，延安整风在康生的发动下错误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并逐步扩展。9 月，军工部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会讲话，宣布野战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彭加伦任军工部学委会主任，主持开展军工部整风运动。

期间，1943 年7 月18 日，刘鼎在军工部召开的厂所级干部会议上代表军工部党、政、工会作了《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五年来生产行政工作总结报告》。《报告》由部长兼政委刘鼎、副部长刘鹏、政治主任张贻祥、总工会主任周西风共同署名，全面总结了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的创建、发展与经验教训。

然而整风刚开始不久，由于历史等原因，刘鼎被诬为“特务”“叛徒”，成为军工部头号“抢救”对象，在作完《报告》后很快就被关进隔离室接受所谓“审查”。后来，又被隔离到白寺峧村抗日村长裴仁贵家。之后，彭德怀考虑到军工部群众对刘鼎的历史不了解，担心他受到不白伤害，建议将其调回中央。于是，1944 年1月，在军工部“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前夕，刘鼎即被以“回延安接受审查”的名义调回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不影响生产，1943年9 月15 日，杨立三对军工部作出了巩固提高太行区北部工厂、到太行区南部开设新工厂、在太岳区建立兵工厂、大力发展火炸药和减缩军工部机关等7 点指示。1944 年1 月3日，杨立三主持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传达毛泽东、朱德要求努力增加军火生产的指示，并作重要讲话。5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告八路军总部：“在不妨碍前方兵工生产的原则下，造些新步枪送后方，越多越好。并造三十节式重机枪筒100 根送延安。”军工部很快完成了任务。23 日，总部复电延安：“已将四所新制六五式步枪260 支、七九式步枪100 支，三十节式重机枪筒21 根等交太行军区二十五团新兵带往延安。”

但随着运动的所谓“深入”，1944 年2 月，军工部机关也开展起“抢救失足者”运动“高潮”，召开“坦白控诉”大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军工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又加入“反特”成分，搞“逼供信”，把90%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误整为“特务”。有些人还受到残酷拷打，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郭栋材等也被关进“隔离室”限制自由。3 月24 日，运动扩大到工厂和工人。军工部下属各厂除留少数看守人员外全部集中到赵姑村“学习”，编为3 个大队进行“抢救”。一大批工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工厂全部停产，生产无人过问，整个军工生产陷入停顿。

中共中央北方局很快就发现了运动有问题，6月底，北方局书记邓小平指出在战士和工人中搞“抢救失足者”是错误的，并派杨立三到军工部检查情况，要求停止运动，恢复生产。7月初，军工部学委会根据北方局总学委会的指示，宣布整风学习班解散，职工回厂复工生产。9 月，八路军总部调赖际发任军工部政治委员，主持军工部的工作。赖际发到职后明确宣布“抢救”运动中搞的逼供信材料必须推倒，对挨整的同志要做好甄别工作。12 月，军工部学委会经过3 个月的甄别工作，在全军工部没有发现一名特务，随即为被“抢救”和挨整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赔礼道歉。军工部整风最终结束。

集中改制，迎接抗战胜利

1944 年开始，八路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9 月，军工部根据指示，对太行军事工业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统一调配，集中扩大，组编为九厂一所，同时，撤销军工部下属各所的建制，改为各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九厂一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厂：位于左权县（原辽县）苏公村，生产五○、六○掷榴弹。

二厂：位于平顺县西安里村（原黄崖洞二厂全体人员和设备于1943 年9月迁此），下设机械加工和成品分厂、火药化学分厂、毛坯翻砂分厂。

三厂：位于邢台县洺水村，由原军工部四所改编而成，生产七九式步枪和五○掷弹筒。

四厂：位于武乡县柳沟村，主要铸造五○掷榴弹和八二迫击炮弹毛坯。

五厂：位于武乡县显王村，锻造五○掷榴弹弹尾。

六厂：位于左权县云头底村，生产八二迫击炮弹。

七厂（化学厂）：位于黎城县源泉村，对外称“太行青年学校”，1944 年4 月由黎城县百宝峧村迁至源泉村扩建而成，主要生产黄色炸药和双基发射药。

八厂（电解铜厂）：位于左权县麻田镇，主要提炼紫铜，生产三七黄铜，制造枪弹用铜片。

九厂（子弹厂）：位于黎城县南港沟村，生产复装步枪弹。后迁至黎城县彭庄村。1945年2 月，开始用自制的三七黄铜片为原料制成枪弹壳，月产全新枪弹数千发。军工技术试验所：位于黎城县上河村，研究武器的改进和制造专用工具设备。

抗战期间军工生产条件极为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军工部很多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都来自城市，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仅高级知识分子就100 多人。制造硝酸甘油时，因缺乏安全防护，工人们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浸泡在水中，再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保持盆中混酸的温度。一旦发现冒烟等现象，只有立即将盆沉入水底避免爆炸。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和危险的条件下，军工人员为了前线抗战和发展军工事业，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坚持昼夜生产，有的还付出鲜血和生命。至今，在军工部化学厂驻地黎城县源泉村和军工二所二厂驻地黎城县卜牛村，还留存着当时为纪念关丁旺等9 位烈士和马玉金、孙振潮等8位烈士立的纪念碑。

军工部机关和兵工厂进驻黎城后，工厂多数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村民房屋和庙宇进行生产，职工也都借居在群众家里。在生活上，乡亲们把热炕让给职工睡，把新粮先给职工吃。在生产上，献铜、献铁、献火硝，工厂需要什么，群众就千方百计支援什么，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黄崖洞等兵工厂生产之初，缺铁少铜，全县人民除掀起献铜、献铁运动外，还组织群众拆解东阳关伏击战（又称响堂铺伏击战）中日军遗留的汽车残骸长途担运送到各兵工厂，而且不顾“亵渎神灵”，将全县寺庙几乎所有的寺钟庙钟也砸碎支援军工生产。

为帮助军工厂烧木炭、建厂房，全县各地尤其是兵工厂周边村庄的成材树木几乎都被贡献出来，以致很长时间看不到一棵大树粗树。特别是在太行山最困难的1942 至1943年，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原料不足，难以维持。艰难时刻，1943 年12 月11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召开太行区各县县长会议，专门让刘鼎介绍军工生产及原料困难的情况，作出动员地方支援军工材料的决定。并于20 日发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动员号召全区人民收集生铁、铜元、生铜，组织火硝生产，支援军工。黎城根据地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家里的铜元、锡壶、废铁等都收集起来送到各工厂，组织群众开展熬硝运动，支持军工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完成历史使命，于8 月20 日改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1945 年冬，随着形势和战略的需要，离开黎城，迁往长治市，从此结束了在黎城长达7 年之久的转战历程。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下属各厂、所总计修理枪械数万支，修炮约1000 门，造枪9758 支，生产掷弹筒2500 具，迫击炮改平射炮近百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 万余发，制造手榴弹58 万余枚，掷弹筒弹19.8 万余发，各种口径迫击炮弹3.8 万发，指导与协助地方生产地雷、手榴弹1000 万枚以上，生产无烟火药7700 多公斤，硝铵炸药11750 多公斤。抗战中后期，不仅是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变为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而且实现了“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邓小平曾指出，八路军“四年来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一个铜板、一个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黄崖洞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晋东南敌后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是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军火基地。它生产的武器有力地支援了部队，为赢得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至今《黄崖洞之歌》仍在祖国大地传颂。

修复后的黄崖洞兵工厂部分厂址

　　创建工厂

　　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从陕西东渡黄河，深入敌后，以太行山为依托，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

　　1938 年11 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达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决定，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击实力”作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

　　根据这一决定，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5 月成立了军工部，委派刘鹏为部长，领导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是年7 月，军工部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的指示，决定将韩庄修械所搬迁到地形隐蔽的黄崖洞，正式建设我军的大型兵工厂。黎城县城北90 华里的水窑山海拔1600公尺。北面的崖壁上有一个高25 公尺、宽20 公尺、深约百公尺的天然大石洞，称黄崖洞。兵工厂就座落在洞南的一片山谷地带，厂区四周被陡峭的群峰紧紧环抱。

　　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非常艰难。从韩庄到黄崖洞有一百多华里，沿途岗峦起伏，沟壑纵横，不是羊肠小道，就是河沟和沙石滩。大量设备器材，全靠人抬肩扛，加之阴雨连绵四十余天，山洪爆发，更难通行。为了不影响建设速度，全体职工顶风冒雨，一边填沟修路，一边抢运机器。大的设备不易搬动，就化整为零，锅炉拆成了十一片，一片一片地搬到黄崖洞，然后再铆起来重新安装。

　　土建工程更为艰苦。那里没有砖瓦、木料，工程师陈志坚(1931 年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 就带领民工开山凿石，打石造房。不到半年，工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相继建成，沿着山谷分布在大约两平方里的厂区内，一共12 栋，总建筑面积为5千平方米左右，最大的钳工房约1200 平方米，全是以方石垒墙，用石板做瓦的石头房。工厂共有各种机器设备40 多部，有当时特别难得的动力设备三节锅炉一台和25马力蒸汽机两台。切削机床有车、刨、钻、冲等2 0多部。还有10 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台，能供部分照明。机加工房使用蒸汽作动力，国防科技工业 30国防科技工业 31采用天轴皮带传动。这在抗日战争初期来说，是一座相当可观的现代工厂。

　　黄崖洞兵工厂建成投产时，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代号是“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所长程明升系1930 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副所长刘贵福系延安派来的老兵工出身的技术干部，教导员张先进系红军老干部，副教导员是叶贵生。在所长、教导员领导之下，设有工务科、器材科、总务科3 个职能部门；3 名政治工作干部；4 个生产工作部，即车工部、钳工一部、钳工二部、锻造部。

　　制造武器

　　工厂于1939 年年底建成投产，到1943 年5 月，生产的主要武器有五五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五零炮、五零炮弹、八二迫击炮弹等。

　　五五式步枪。工厂开工生产时，以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步枪为样机，并总结了韩庄修械所的造枪经验，由技术人员与老工人根据当时的生产条件，做了一些技术改进，于l940 年春正式造出了第一批枪。是年，正值朱德总司令55 周岁，工厂广大职工为表达对总司令的敬意，定名为五五式步枪。这种步枪的结构类似七九步枪，枪管口径为7.92 毫米，管筒内有41 条右旋来复线，配上刺刀全长l390 毫米，全枪重4.5 公斤，最大射程2000 米。金属件全部用铁路道轨制造，一支枪用钢轨料约50斤，枪托采用核桃木。

　　八一式步枪。l940 年9 月，副所长刘贵福等在总结生产五五式步枪经验的基础上，参照延安兵工厂制造的无名式步枪和捷克式步枪，试制成一种新式七九步枪，这种枪只有3 公斤，比五五式形体精巧、坚固、美观。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等首长观看时十分赞赏，并以总部名义给予嘉奖，定名为八一式步枪。它比一般步枪短15 至20 厘米，比马枪略长，故又称八一式马步枪。晋东南一直生产这种枪，军工部将图样和制造技术推广到其它地区，成为华北各根据地人民兵工较为普遍制造的一种枪支。

　　八一式马步枪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作战效果好，深受我军广大指战员欢迎。直到1949 年解放太原后，彭德怀副总司令拿着缴获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水窑( 即黄崖洞) 的枪好，如果那时用的不是道轨钢，就更好了。”五零炮。是一种适应山地作战的轻型简易火炮，参考日本造的二七式掷弹筒于1941 年夏研制成功。全炮重量仅2.7 公斤，炮管口径50 毫米，全炮长413 毫米，有效射程500 米，最大射程700 米。

　　该炮全部用道轨钢制作，每门约用道轨50 公斤。在生产中难度较大的是炮管的制造，造一根炮管需截一米多长的道轨，取其“工”字形的上半部，放入烘炉加热之后，用夹钳夹在铁砧之上，由人拉吊锤反复锻压，锻成长约300 毫米、直径70 至80 毫米的圆柱形毛坯。任务紧急时，设备不足，全靠人工锻成适用毛坯，然后转至车工部进行切削加工内孔和外圆。其它零件的制作，采用道轨钢“工”字形的下半部为原材料，大部工作由钳工部承担，平均月产30 至40 门。当时主力部队每个排配备一门。抗日战争后期，这种炮成为我军的主要火力。

　　五零弹是五零炮的弹丸，它与五零炮同时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全弹长125 毫米，弹体重312 克。开始生产时采用碰炸引信，带有4 个尾翅，后改为空炸引信，6 个尾翅，基本达到飞行稳定，杀伤半径15 米左右，平均月产量2000 多发。黄崖洞兵工厂初创时期，是我军的步枪制造厂，主要生产五五式和八一式步枪。1940 年至1941 年，是步枪生产最多的时期，两年共生产步枪4100 多支。1941 年下半年起，重点转向生产火炮和弹药，五零炮和五零弹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以后，步枪产量逐渐减少。
工厂集中力量制造战争急需的五零炮、五零弹和八二迫击炮弹，成为我军的炮弹生产工厂。

　　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的炮弹采取专业化生产方式，弹体毛坯由武乡县柳沟铁工厂镑造，炮管锻件由武乡县显王村的锻工部供应。这些半成品均从黄崖洞北麓的左会山上运进。制造出的成品由南口运出。有时，从南口运进一些由敌占区采购的物资。从柳沟、显王到黄崖洞，要横跨太行山，走1O O 多公里。广大农民就成了这条生产线上的运输员。毛驴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农民房舍是运输的中转站和在制品的保管库。农民赶着毛驴到柳沟、显王装上毛坯，当天驮回家过夜，第二天再从家出发，把毛坯运到黄崖洞兵工厂。如遇敌人“扫荡”就把毛坯埋藏起来。黄崖洞兵工厂就是靠这条钢铁运输线维持生产的。仅1941 年下半年，就制造出五零炮120 门，五弹15000 发。

　　坚持生产

　　黄崖洞兵工厂的广大职工，为多造武器，支援抗日战争，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厂领导为保护工人的健康，下班后就把工厂大门锁上。到晚上工人又跳窗而入，继续干活。领导把灯没收了，工人们就用自己节约下来的食油点灯，坚持生产。遇上连阴天，石板房顶到处滴水，工人们仍干活不止。由于工人们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功勋1945-2015国防科技工业 32奋不顾身的紧张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很快，最高月产量步枪400 多支，五〇炮50 门，五〇弹2000 多发，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

　　黄崖洞兵工厂的发展，让侵略者感到恐惧。按照他们的说法，黄崖洞兵工厂拥有3000 工人，并有留洋学生和先进设备，是一个现代化工厂，成为他们心腹之患。1940 年10 月开始，他们多次调兵对兵工厂进行偷袭、强攻和围困。为保卫工厂安全，八路军总部首长将自己的警卫团派往工厂守卫，并指定我军385 旅、386 旅从外围保卫黄崖洞。工厂全体职工也积极配合部队，挑起了保卫工厂的重任，实行劳武结合，开展反“扫荡”斗争。当时，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太行有个黄崖洞，鬼子常常来进攻，朱总司令下命令，要把鬼子消灭尽……

　　”1941 年11 月，日寇调集其精锐部队坂垣师团5 千余人，兵分5 路强攻黄崖洞。警卫黄崖洞的特务团兵力不足千人，在工人自卫队的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

　　战斗始于11 月11 日深夜零时，敌人驱赶数百只羊在队伍前头踏雷开路，排除了进入黄崖洞通道上我方埋设的地雷网。主力部队紧跟其后偷袭黄崖洞南口，企图闯进兵工厂，但未能得逞。尔后，三次用重炮猛轰南口天险，妄想强行攻入，我军坚决反击，使其尸横遍野。10 时许，敌向我阵地放毒气，不少人中毒窒息。团长欧致富带领战士坚守阵地，连续击退敌人八次进攻。司号员崔振芳在激战中跃出掩体，用麻尾弹向敌群猛掷，毙敌20 佘人，打退了敌人最后一次进攻，但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南口之战敌伤亡200 余人，其强攻的美梦彻底破灭。次日，又改攻我水窑，桃花寨阵地，先后强攻6 天，都未攻下。战斗进入第7 天，我军奉命主动撤离阵地，敌人乘机窜入兵工厂，迎接他们的只是几座空厂房，职工无影无踪。他们为找机器，四处搜索，地雷爆炸，伤亡又增。敌人恼羞成怒，将住在兵工厂附近的农民彭清理一家抓住，逼其供出埋藏机器的地方。彭经常帮助工厂做饭，熟悉部分内情，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全家八口惨遭杀害。彭清理被故人用刺刀捅下悬崖，幸因我军及时抢救，才免于死亡。日军17 日撤走，途中又遭我军伏击，死伤众多。

　　至此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 天，胜利结束。敌人伤亡l000 余人，我军伤亡166 人。敌我双方伤亡之比为六比一，创造了抗日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战后，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保卫水窑立战功”锦旗一面。

　　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是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亲自指挥分不开的。战斗打响之前，左副参谋长与欧团长共同研究作战部署，同战士们一起加固工事，并做了多次指示。他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相信指战员是知道应该怎样教训这些强盗的。这次战斗你们一定要坚持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慌不乱，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尔后又指示：“希望你们坚守5 天，使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产品和其它物资能掩埋好，工人能安全转移，并随时和总部联系。”战斗中，他时刻关注战斗的发展变化。第一天，战斗进入紧张阶段，我方大部战士中毒，欧团长也昏厥不醒。左副参谋长立即指示：“坚守勿出，待机歼敌，及时抢救中毒人员”，并命令6 连以侧面火力支援中毒阵地。兵工厂的人员、设备安全转移之后，又适时命令警卫团主动撤出。左副参谋长的正确指挥，既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又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

　　保卫战结束后，职工立即返厂，挖出机器，重修厂房，又投入了紧张的生产战斗。1942 年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又把摧毁兵工厂作为重点目标。当时，军工部针对军事力量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保存军事工业的实力，坚修复后的黄崖洞兵工厂部分厂址国防科技工业 33持敌后生产，决定采取化整为零、分散转移的方针，把大兵工厂分为若干小厂，并实行精工简政。

　　是年2 月，黄崖洞兵工厂也分成几个小厂，多数职工和大部分设备，先后迁到辽县的苏公村、河北沟、柏树沟、云头底、麻田村，涉县的东效村，武乡县的漆树沟建设分厂，留下少数职工和小部分设备，仍在黄崖洞就地生产八二迫击炮弹。1943 年5 月，日寇又一次侵入黄崖洞，将厂房大部分毁坏，兵工厂又搬到平顺县西安村。

　　至此，兵工厂全部迁出了黄崖洞。由于工厂分散，目标缩小，行动方便，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之下，黄崖洞各厂的军工生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1942 年生产五零炮167门， 五零弹28000 多发， 八二迫击炮弹1600 多发。1943 年生产五零炮350 门，五零弹28000 多发，八二迫击炮弹4200 发。

黄崖洞兵工厂仿制的八九式五零掷弹筒

　　物质生活

　　兵工厂基本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按照军队指战员的标准，穿军衣，吃军粮，并发给少量零用津贴。这种待遇，在吃穿方面是平均主义，不论干部与工人、师傅与学徒，都发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饭莱，在零用津贴方面，干部以职务区分，工人按技术高低的不同，略有差别。1940 年至1943 年工人收入最多每月小米51 斤，最低27 斤，学徒9 斤。

　　在战争环境里，职工生活既艰苦又紧张，但很愉快。人人对胜利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沉浸在革命的乐观主义之中。吃、穿、住的条件十分简陋，吃的是黑豆、玉米面和红高粱，就着咸菜，即使最好的年景，也只能两个星期吃一顿白面汤，一个月吃一次干面条或蒸模。节假日上山打猎，获取野味，改善生活。

　　因为工厂偏僻，政府部门派人送粮，往往找不到地方，职工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摸黑到数十里外去背粮、背油、背盐。有时背粮没有口袋，就脱下裤子，装满两裤腿，往肩上一搭。1942 年遭遇旱灾，根据地粮食缺乏，政府停供3 个月。职工以粮拌野菜、树叶充饥，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山区买不到烟叶，抽烟的同志把草叶、树叶混在一起捣碎当烟抽。那时，每个职工两年发一套棉衣，一年两套单衣和两双布鞋，由于生产任务重，劳动强度大，棉衣往往穿不到一年就破了。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每人都有针线包，自己缝衣服，补鞋袜，穿的都是大补丁套小补丁，但都很整齐清洁。一度服装供应不上，职工就用白布自己染色，做成服装，用羊毛打线自己织袜。住的是自己垒的石头窑洞，晚上几十人挤在一起，头枕青石，身卧土炕。

　　生活紧张而充满战斗作风，工作任务一个接一个，各项活动一个跟一个，个人很少有休息时间。特别是在反“扫荡”时期，经常爬山涉水，有时一次行程就是一百多里，累得疲惫不堪。停止转移还得站岗放哨，砍柴做饭，搭盖临时住所。除了病号，人人都有事干。在平时，除每日坚持1O 小时的生产外，还要参加学习，学文化，学技术，学政治。

　　领导干部经常给职工上政治课，讲战争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讲社会发展史。职工虽然人在深山，但思想却同全中国、全世界一脉相通，政治觉悟高，抗战必胜的信心足，决心大，每天早起练武，开展打靶、投弹等军事训练。有时深夜紧急集合，进行行军演习。生产、学习、军训三位一体的战斗生活，既紧张而又有规律。

　　整个工厂就像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上至厂长，下至徒工，都是革命的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甘苦，互相体贴，互相照顾。长者胜父母，同辈似兄弟，重大问题民主讨论，互相协商，各种意见都得到充分发表。工作战斗之余，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打篮球、下象棋，人人都会唱革命歌曲。当时流行这样一首反“扫荡”之歌：“鬼子来了我上山，鬼子溜走我回厂。挖出机器造枪炮，狠狠打击小东洋。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壮大，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坚强。”这种亲切、民主、欢乐的集体生活，鼓舞人们勇往直前，也使大家忘掉了物质上的艰苦和战斗中的紧张。

　　星火燎原

　　l944 年日寇到处受挫，无力再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年9 月军工部对太行军事工业进行了一次大的凋整，将分散的工厂又逐步集中扩大，编成9 个较大的工厂和一个试验所。在这次调整中，黄崖洞各厂的职工部分散到“九厂一所”之中，不少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从此，黄崖洞的事迹到处讲，黄崖洞的作风人人传，黄崖洞兵工厂成了太行军事工业的代名词。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军事工业飞速发展，工厂增至26 个，职工增至14000余人，制造的武器发展到50 多个品种。手榴弹、炮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